我的父亲是个演员。我喜欢赵丹、刘琼、魏鹤龄,更喜欢登台表演。
我始终不明白的是,我那么一张五官极其端正的脸,居然从小学到中学,就一直演反派。
小学的时候,寒假前照例要举办一次篝火晚会。同学们自带柴火,有的扛着门闩,有的提着桌腿,堆放在操场中央。大家围坐在操场上,各班表演一个节目。那会儿抗美援朝是主题,我用纸板做了个高鼻子,用报纸折了顶船帽,充当了美国佬,以屁股上挨了一枪,扭曲着脸,一手捂着屁股,一手高举投降收场。
初中大演“样板戏”。得,轮到我的是《沙家浜》里刁小三的角色,我说什么也不干,理由是刁小三调戏妇女,最后“升官”演了刘副官。
一气之下,再也不演戏了,进了中学生文工团,师从张佩萱老师改学唱歌,而且是美声的。
花了九牛二虎之力,觅到了一本《战地新歌》。
《战地新歌》从“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”开始,清一色的红歌。倘若放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,举着它大唱红歌一定很“酷”。
想不到的是,学唱歌真不容易。整整一个暑假,“伊伊伊——啊啊啊——妈妈妈”,音朝上走,气往下沉,实在不易。一会儿在打哈欠时体会张嘴要领,一会儿猛抬钢琴,体验吸气存气的位置。戒免了生、冷、酸、辣,没事就做着气泡练习。尽管枯燥,自我感觉十分良好。
经过不懈的努力,终于有了像模像样的共鸣声和较为宽阔的音域。在旁人听来,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洪亮的声音是从身高170厘米,体重49公斤的体内发出的。
我为选择了声乐感到庆幸。为朗诵高尔基的《海燕》倾倒了学校女生而沾沾自喜。我又开始做起了梦,梦想能进入音乐的殿堂,能成为温可铮先生的弟子。
倍感沮丧的是,一次次文艺单位和艺术院校来招生,一次次的过关复试后,终以“家庭成分不好”被一次次地拒之门外。
工作后,我依然活跃在苏州各大舞台上,时常到外地汇演。一个面包,一元钱的加班费,心满意足了(可以不拉大锯,不抡斧头了,做木匠,我实在是力不从心)。不少舞蹈组的姑娘主动和我接近,找借口来我家,当看到老母没有工作,家徒四壁后,纷纷逃之夭夭。
当我站在舞台上,灯光下,放眼黑压压的人头,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,一段充满激情的朗诵,一句铿锵有力的台词,一首深情的歌曲,每每获得了掌声,听到“再来一个”的呼喊,所有的委屈,所有的烦恼一扫而空,腰挺直了,头昂起了,心里大声地咆哮着:“我,不是狗崽子!”
人在逆境中确实需要寻找支撑点。心寒、自卑,如同癌症,会毁了自己。我虽然没能成为演员,但正是追随着这一梦想,得以度过了那个泯灭人性,撕碎良知的岁月。
结婚后,我再也没有登上舞台,也从不涉足歌舞厅。